自 1945年光復以來，六十多年，臺灣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大變化。雖然影響臺灣社會最鉅的變化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起飛，但由於全世界戰後民主化的國家不知幾凡，經濟躍進的國家也在所多見，有些比臺灣更富戲劇性，如以色列、日本和中國大陸，在世界的大範圍裡，臺灣的民主和經濟成就並無特別之處。
戰後六十多年，臺灣社會有兩件事物，無論是從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縱坐標，還是世界舞台的橫坐標角度，各以價值觀的正負面呈現出特殊性，有典型意義，值得深入研究。兩件事物中，價值意義負面而被視為反面教材的，是族群衝突；意義正面而成為典範的，是慈濟。
然而，臺灣輿論習慣上只將慈濟看成一個普通宗教團體，只是規模夠大，或是一個實施所謂「企業化經營」的、有效率的慈善團體，如此而已。
如此解讀，距離慈濟應有的定位和她能弘揚的文明意義，距離實在太遠。慈濟就其「外在」的「硬體」而言，是規模：她是華人世界最大、世界佛教界最大、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團體。這樣一個「三大」的慈善團體，竟然誕生和成長在小小的臺灣，光是這一點，就使慈濟具備了縱坐標的中國意義和橫坐標的世界意義。
慈濟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她內在的「軟體」本質：富於原創、超越西方的人道主義實踐，及其所蘊涵的人文價值：「大愛」—— 這兩個字可以概括慈濟所做的一切。慈濟是一個宗教團體，但慈濟雖「始於宗教」，卻並不「止於宗教」，而是超越宗教，慈濟的「大愛」理念和實踐，具有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普及推廣的普世意義。
這就是替慈濟定位和研究「大愛」之意義所在：因著「大愛」的人文價值，就近，定位慈濟關乎樹立臺灣的人文「軟體品牌」，即臺灣的「軟實力」，乃至「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軟實力；就遠，探討並進而弘揚「大愛」，是為豐富和更新「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
慈濟定位
觀察和詮釋慈濟，不妨從三個角度著眼：宗教、NGO、影響力。
宗教角度：做為佛教的一個宗門，在東方，慈濟是一場佛教的宗教改良運動。
NGO角度：做為一個慈善機構，向世界，慈濟形塑出一個獨特、新型的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模式。
影響力角度：做為一個民間團體，慈濟始於草根，靜靜展開一場社會運動，影響力從臺灣擴展到國際。
一、宗教角度：
慈濟是東方佛教實踐人道主義、樹立人文價值的宗教改良運動
慈濟是佛教的一個宗門。在佛教眾多宗門之中，「慈濟宗」應該是最新，也是最新穎的宗門。「慈濟宗」的根本宗旨是以獨創的人文理念和方式，從實踐層面落實「人間佛教」，由此而創新佛教，「慈濟宗」是與人世現實血乳交融的「現代佛教」。
傳統佛教的特點是遁世，遠離「紅塵」。但慈濟是「為佛教，為眾生」，積極「入世」，做很多傳統佛教不做的事：濟貧救災、蓋醫院、辦教育、做媒體……。佛教經典卷帙浩繁，理辭奧深，不但讀經艱難，且容易拘泥於繁複玄深的「佛學」、「佛理」。證嚴上人創造性地將「讀經」簡化，提出「經就是道，道就是路」，路通往人群，「每個人都是一部大藏經」，與其「讀經」，不如「行經」，服務社會，造福人類。慈濟由此替大眾打開一道做「利他」事的「學佛」大門，「人間菩薩大招生」，開創出名列世界「三大」的宏大人道志業。
作為一種「宗教創新」，慈濟最值得一提的，在當前恐非環保莫屬。人類未來的頭等大事是「環保救地球」，慈濟早在九Ο年代初即開始做「社區環保」，如今斐然有成，遍及臺灣的「環保教育站」，是慈濟的典範之一；慈濟人的「清平致富」，是因應新時代的最環保生活方式。宗教對人的精神影響至鉅，但世界各宗教流派中如慈濟般重視環保的，沒有第二者。如果慈濟的「宗教改良」能帶動其他宗教一齊跨入環保新時代，人類的明天，將光明很多。
慈濟的「宗教改良」也表現在外觀的「硬體」上：建築物與制服。光這兩項變更，就已使傳統佛教呈現全新外貌。
千百年來，佛教各宗門的建築基本上都是「寺廟」。慈濟從不蓋「廟」，慈濟蓋的是「堂」，是有其獨特風格的「靜思堂」：顏色都是淡雅的淺灰，正門都是一睹難忘的「人字形」屋檐，從「色」到「形」，都與傳統的「寺廟」風格大相徑庭。「人」形屋檐既是慈濟建築的特徵，「人」又代表慈濟的「人文」精神。「人」的中文形象文字，筆劃簡單，一解釋外國人就懂，從「人／human」到「人文／humanitarian」，包括慈濟援建的大愛屋、希望工程在內，慈濟的建築蓋到哪裡，就把慈濟的「人文」信息帶到哪裡，「人」形屋檐創新得非常巧思。
慈濟制服亦然。很少有慈善團體像慈濟那樣規劃了端莊齊整的「工作制服」：藍上衣、白長褲。這套制服，連帶穿這制服的慈濟人，中文稱作「藍天白雲」，英文則是「Blue Angels（藍天使）」，意境都很美。無論救災濟貧，慈濟人一現身，就是一片乾淨悅目的「藍天白雲」，不但立即給心靈不安的災民、貧民送上視覺的美觀與心理的祥和，慈濟人自己也因身份醒目而更自律，工作上與人打交道也格外方便，「藍天白雲」是實效顯著的美創。
後文敘述、詮釋的慈濟志業與「大愛」價值，多為慈濟新創，每一項也都佐證慈濟的「宗教改良」性質。
二、NGO角度：慈濟獨特、創新的志業模式
「NGO角度」的要點是，慈濟開創出一系列人道慈善NGO的新模式。首先，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的「多角經營」，就是一個創新模式；其次，「八大腳印」的每一個領域，都不但專業達到高水準，方法也創新不絕。
慈善：災區「安身、安心、安生」的短、中、長期救助模式；「長期濟助」、「急難濟助」、「房屋修繕」、「冬令發放」、「大型賑災」的固定關懷模式……
醫療：率先廢除「入院保證金」是慈濟在國內普及醫療的人道貢獻；人文的醫病關係模式、醫院志工模式則有「普世意義」，已在台灣普及，而且必將被其他國家和地區效仿……
教育：「大體捐贈」和「大體模擬手術」的「無語良師」人文醫學教育模式；「懿德爸爸、懿德媽媽」的志工關懷學子教育模式……
人文：以「低產出」的環保資源回收來扶持「高投入」的「大愛」電視台四分之一開銷的媒體運作模式；「人文真善美」的志工媒體與歷史記錄模式；「手語」和「音樂手語劇」……
國際賑災：「走在最前、做到最後」的總方針；「重點、直接、及時、務實、尊重」的賑災五原則；「藍天白雲」列隊彎腰向災民奉上救濟物資，是慈濟國際賑災的「經典畫面」，體現的是集「感恩、尊重、愛」為一體的「施者的腰彎得比受者更低」的「大愛」精神……
「社區志工」：慈濟志工廣泛分布在台灣各地社區，平時擔負著訪視、募款、勸捐骨髓、環保站等各項活動。一有地震、水災、火災、車禍、溺水等大小災害發生，慈濟的社區志工總是立即在現場現身，協助搶救、照顧受難者，這在全世界也獨一無二。
骨髓捐贈：捐贈人數增長之快（短短幾年便成為世界第三大的骨髓庫）與志工對骨髓捐贈者的關懷制度，兩者均世所僅見。
環保：慈濟的「環保教育站」全球獨家，至少有九大功能：資源回收、歲月回收（退休老人、家庭婦女、身心障礙者）、運動身體、淨化心靈（戒除不良習氣、消除憂鬱症）、教育園地（與大、中、小學及各種「營隊」結合）、社區意識、美學實踐（如臺北「內湖環保教育站」、高雄「喜捨環保教育站」）、改變觀念（將「撿垃圾」提升為「做環保」）、榮耀台灣（國際人士紛來參觀學習）……
慈濟組織結構的一個獨特點是，她有為數眾多的「次級功能團體」，藉此延伸至各個不同的專業領域。在醫療界，有從事義診的「人醫會」；在教育界，有推廣靜思人文教育的「教聯會」和「大愛媽媽」；在國際賑災領域，有專精研發和生產賑災設備用品的「人援會」；在學校，有「慈青」、「慈少」、乃至「慈幼」……。有些依社會需要而獨創的「次級團體」極富特色，如以警察及其眷屬為成員，專門關懷警察的「慈警會」……
慈濟是個讓人出錢、出力、花時間的志願性團體，組織應該十分鬆散，但實際上她卻有緊密的內聚力、嚴密的組織力和高效的執行力、行動力。能做到這樣，一個重要因素是她的管理方式：這並不是外界所想像誤解的「企業化經營」，而是「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這又是原創的「大愛」實踐。
三、影響力角度：從台灣到全球
就性質來說，慈濟的志業是「顛覆性的革命」，「radical revolution」，但在形式上，它卻柔和、安靜得讓人似乎察覺不到，慈濟是一場「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 平凡人做非凡事」（溫哥華某西方人士語）的「寧靜革命」。
說「顛覆性」、「radical」，是就觀念而言。由慈濟帶出的「觀念顛覆」，最典型和戲劇性例子，莫過於骨髓捐贈和「大體」捐贈，世界上大概唯有台灣，「珍愛」身體的千年傳統觀念會一夕突破，證嚴上人一呼籲，成千上萬的慈濟人就踴躍捐骨髓、捐「大體」，使台灣的人均捐髓和捐大體比例，短短幾年間，就躍升到世界前列。
還有更多由慈濟帶起的觀念，早化為日常用詞用語，成為很多台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比如在臺灣常聽聞的「大愛」、「感恩」、「志工」、「做環保」、「大體」等詞語；「靜思語」則成了臺灣最有「人氣」（popular）的勵志格言，改變了很多人的觀念，乃至人生。臺灣蔚為風潮的「志工」精神，最初也是由慈濟帶起來的。
慈濟 —— 以及受慈濟影響的其他民間機構 —— 在全台灣對弱勢族群和突發事故及自然災害受害者的照顧，起到了無形但巨大的社會安定作用。沒有這些，政府負擔更重，但社會卻只會更不安定。
自1990年援助孟加拉國的水災始，慈濟的影響力向全世界擴展，截至2009年止，慈濟援助過的國家有六十九個、在四十七個國家有分支機構，國際化的深度及廣度，在華人世界的NGO中僅見。近年來，國際人士、國際組織到台灣參訪慈濟的絡繹不絕，台灣邦交國的元首到訪台灣時，也經常參訪慈濟，如薩爾瓦多總統佛洛瑞斯（曾說慈濟精神是他們國家的希望）、宏都拉斯總統馬度洛、巴拉圭總統杜華德、吉里巴斯總統湯安諾、海地總統亞里斯第德、尼加拉瓜總統博拉紐、聖多美普林西比總統梅尼士、諾魯總統史可迪、帛琉共和國總統中村國雄，以及宏都拉斯前總統賽拉亞……
2006年慈濟成立四十周年，聯合國派了一名特使到花蓮慈濟總會祝賀，是迄今為止的臺灣NGO特例。
慈濟在某些國家更有異乎尋常的影響力，如泰國，直屬總理府的「道德中心」推動全面學習慈濟，全泰國掀起一股「慈濟熱」，電視、廣播、報章雜誌、網路……大量地報導慈濟，慈濟的各種做法也被泰國各界直接移植過去，包括環保站、竹筒歲月、靜思語、義診……，乃至泰國的各領域、各階層都知道慈濟。「道德中心」於 2005年8月第一次組團到台灣考察慈濟，截止到2009年底，已有一○八團、三千一百多人次的參訪團來台灣向慈濟取經，並將其中的過程出版了六本書，在全泰國發行。參訪團成員是泰國各界菁英，包括副總理、部長、將軍、警政署長、大學校長、醫院院長……。2008年11月20日，「道德中心」還與慈濟正式簽訂了交流合作備忘錄。華人世界沒有第二個NGO能像慈濟那樣，被另一個國家的政府指定為學習樣板，並對那個國家的風貌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說，泰國因為是佛教國家，故對同是佛門的慈濟「惺惺相惜」，則慈濟在伊斯蘭國家印尼所做的一切，就殊不尋常。慈濟推動的「改造紅溪河、建設大愛村」工程與援助伊斯蘭習經院的兩個案例，一方面被提報至聯合國，成為國際間的慈善志業典範，一方面也在印尼國內引發巨響，不但大幅提升華人形象聲望、一舉改善種族關係，印尼政府繼2008年將流經雅加達的一段紅溪河改名為「慈濟紅溪河」後，2009年更宣布，要以慈濟的「紅溪河工程」為楷模，在全國興建一百萬棟「大愛屋」，整治十三條河流。印尼政府批給慈濟的「大愛台」一條無線電視頻道，在雅加達、棉蘭和泗水三地播送印尼語的大愛台節目，覆蓋印尼全境。一個佛教的民間團體在伊斯蘭國家有如此成就，全世界絕無僅有。
慈濟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這就要回到她的內在本質：「慈濟大愛」。
「大愛」的內涵既深且寬，本文只拮取四個角度詮釋；更多的「大愛」實踐，如「以戒為制度、以愛為管理」……，因篇幅所限，暫略。
一、「大愛」是一種全新的、非「消費型」的利他人生哲學
二、「大愛」是慈濟創新的慈善志業模式之核心理念
三、「大愛」的「心寬、念純」，奠定慈濟全新的「教際關係」和純淨的團體活動原則
四、「大愛」的「取之當地，回饋當地」精神，是消弭族群隔閡的不二法門
一、「大愛」是一種全新、非「消費型」的利他人生哲學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詞彙來描述人類的生活方式，「利己、消費」的四個字，便能概括殆盡。
「利己、消費」的四字中，「利己」的相反面是「利他」，兩者都是人際關係。
至於「消費」，是用金錢購買物質享受，滿足感官慾望。「消費」歸根結底就是耗用自然資源，所以是人和自然的關係。「消費」產生很多負面後果，包括「溫室效應」和產業污染。如果「利己」和「利他」一正一反，相輔相成構成一套人際關係，則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否也由「消費」和「消費的相反面」構成？如果「消費」就是用金錢購買物質享受，則所謂「消費的相反面」，應該不但要在「消極面」節制消費以降低排碳、減少污染，還要進一步在「積極面」保育自然，兩者都要包括在內。
至今為止，像這樣作為「消費相反面」的人類生活方式╱人與自然關係，是極少存在的，乃至連描繪這種「消費相反面」的詞彙也闕如。為了說明這個概念，筆者只好沿用一個舊詞「保育」，加上慈濟人的「清平致富」生活方式，叫做「清平保育」，作為「消費的相反面」。
「利己」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也是人的本能，而「消費」是「利己」的方式，因為「利己」，就是讓自己快樂、「感覺好」。對大多數人來說，「消費」，這幾乎是獲得快樂和「感覺好」的唯一來源。
網路上有一封「勵志哲理信」寫道：「生命是短暫的，……愈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與其盼望長壽，倒不如早點享受。」
「享受」不就是「利己＋消費」嗎？連「珍惜生命」的「勵志」都是「利己＋消費」，可見當今人類社會的人際關係和人與自然關係是什麼本質。
少數人具有高尚情操，他們的快樂，突破了「利己」，是在完全的「利他」中獲得的，如德雷莎修女。但若說打破「消費」，「清平保育」，德雷莎修女大概只做了一半：「清平」。受時代局限，德雷莎修女並無「保育」的環保記錄
至今為止，只有慈濟人的「大愛」生活方式，既突破「利己」而「利他」，也顛覆「消費」而「清平保育」，還超越人類，珍愛天下一切生命與「物命」；超越生命，捐出大體，身後還要服務他人。我們可以分八個圈，來層層觀察這種「大愛」的人生哲學。
大愛八個圈
第一圈：愛自己
慈濟人的「愛自己」，是「顧好自己的心」，要「內修慈悲喜捨，外行誠正信實」，過「克己、克勤、克儉、克難」、「知福、惜福、再造福」的「清平致富」生活。慈濟式的「愛自己」，是「利他」和「清平保育」的起始點。
第二圈：愛家人
靜思語的「名言」是：人生有兩件事不能等：行孝和行善，證嚴上人也一再諄諄告誡：家和萬事興。在走出家門做慈濟之前，慈濟人要先在自己家裡做個有愛心的夫、妻、父、母、子、女、公、婆、婿、媳……。
第三圈：愛社區
跨出家門，就走入社區。慈濟人對社會的奉獻，從對身邊的社區作「無所求的付出」開始。一旦成為「社區志工」，人就跳脫親朋好友的小圈子，「小愛」昇華為「大愛」。「社區志工」是「小愛」和「大愛」的「分水嶺」。
第四圈：愛社會
在自己國家，凡有受苦受難人，慈濟人都要去幫助、救濟，慈濟人因而遍及臺灣每個角落。
第五圈：愛天下
這就是慈濟的「國際化」。慈濟的精神是「大愛無界（Love without boundaries）」：無國界、無（宗）教界、無族（種族、民族）界，視天下所有人為家人，一如慈濟歌曲《一家人》所唱的。
第六圈：愛一切生靈
「眾生平等」，因而戒殺、茹素，這本是佛教信念，是一項卓越的價值。但是，過去這項價值只被視為佛教單一的「宗教因素」，其他宗教和世俗世界並不怎麼欣賞它，這項價值無法「普世」。在當今這「溫室效應」的環保年代，佛教流派中，是長年從事環保的慈濟，最能順勢將茹素超越佛教，定位成「吃素救地球」的環保行為，賦予「茹素」和「戒殺」普世的意義。
第七圈：愛「物命」
不僅愛「生命」，也愛惜沒有生命的物體、物質。本來，愛惜物品、廢物利用，還似乎只是一種「克儉」、「再利用（reuse）」的環保精神，但慈濟一提出「物命」的概念，哲學層次就得到提升。以「物命」對照「生命」就可理解，這是「人道主義」的原則在擴展到一切生靈（茹素戒殺）後，再擴展到一切無生物，整個自然界都被納入「人道主義」範圍，「環保」也不再是「救地球、救人類」的「利己」目的，而是對於大自然的「人道關懷」。
「環保」加上「愛惜物命」的觀念，「杜絕浪費，愛物節儉、回收再利用」成了慈濟人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
第八圈：愛在世之人
這聽來非常不可思議。「在世」，是與「謝世」、「離世」相對應的，「愛在世之人」，這不是已經往生者的行為嗎？人都往生了，還怎麼「愛人」？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愛法」？
這就是「大體捐贈」和「器官捐贈」。多少慈濟人，生前即已簽下「大體捐贈」和「器官捐贈」的同意書，其比例之高，世所罕見。
縱觀以上八個「圈」，可以說，一般人終其一生，人生就是一條細線 ── 為自己和家庭謀求幸福，是「利己、消費」的「小愛」。可是慈濟的「大愛」生活方式，是在那條「小愛」的細線外，另有一條「利他」和「清平保育」的粗線，同樣貫穿一生。慈濟人顧己心、修己身、利他人、護地球、素食戒殺愛「物命」，那是包容宇宙一切的「大愛」。
世間一般的「生活方式」，顧的都是人間事，不管身後如何。但是，多少慈濟人，生前盡力「付出無所求」、「鞠躬盡瘁」，往生即捐出大體，「死亦不已」，用自己的身軀作最後奉獻，造福醫學生和醫師，再轉輾施惠未來無數病人。所以，「大愛」還有一個註解：那是從生前延續到身後，聯貫「陰」、「陽」兩「界」的「立體大愛」。
其實，「利他」、「護地球」、「素食戒殺」，都不是慈濟的發明，古今中外都有人在實踐這些原則，但幾乎都只局限在其中的一兩項。比如「利他」，西方很早就有體系化的「利他」生活方式「慈善」，像德雷莎修女、馬偕博士那樣去到遙遠國度為「利他」奉獻一生的天主和基督教人士，是西方最令人感動的慈善家，可是西方的宗教並不在乎「素食戒殺」。全世界最早的環保運動出在西方，但西方的環保人士有幾人能「清平」、茹素、做回收？不但視「環保」為外向的訴求，也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時「利他」做慈善？東方古老的佛教幾千年來「不殺生」，可是傳統佛教並無明確的「慈善」和「環保」概念。相較之下，從古到今，只有慈濟的「大愛」，是將己身、他人、眾生和地球的一切都包容進來。
慈濟「利他、清平保育」的「大愛」生活方式，在當今之世只此一家，是「溫室效應」的災難年代最健康、最環保、最先進、境界最高的生活方式。
二、「大愛」是慈濟創新的慈善志業模式之核心理念
慈濟創新的慈善志業模式「是什麼」，前文的「NGO角度」已有談及，這裡要說的是慈濟「怎麼做」。
同樣是志工，慈濟人的形象就是與眾不同，有一種特殊的風貌、氣質在其中。除了一身醒目的「藍天白雲」制服，更重要的因素是，慈濟人內有全套的「大愛」理念，外有相應的行為規範，這是與一般義工單純地「做好事」，或做一件自己認同的「公益」事，從心態到精神面貌的根本不同。
首先是「付出無所求」。什麼是「無所求」？舉個簡單例子：在美國和加拿大食物銀行分發食物的義工，按慣例每人也可以獲取一包食物。慈濟人到食物銀行當志工，離開時不會隨身帶走一包，這就是「無所求」—— 他們把食物留給了真正需要它的弱者。
不但「付出」，而且「無求」，如此「高尚」，慈濟人應該自我感覺良好，等著被感謝吧？不，「大愛」理念是：不但「付出無求」，還要感恩對方。
慈濟人即使是到遙遠的國外賑災，來回的交通、食宿費也自己支付，時常所費不貲，如2004年南亞大海嘯後，加拿大慈濟人從溫哥華去斯里蘭卡賑災，來回光機票就是三千多加幣（約超過十萬臺幣）。很多人對此頗感意外，慈濟人對自己出錢、出力、出時間還要感恩被助者卻自有一套「理論」，他們說，有五個理由我們要感恩：第一，我能自費去救災，說明我經濟能力還不錯，能「手心向下」，有福；第二、說明我身體健康；第三、說明我有「閑暇」時間；第四、說明我家庭關係和睦，家人能支持我；第五、說明我是一個有愛心的人。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有災民現苦相，讓我有機會來體驗自己的幸福、表現自己善心，所以，我要特別感恩災民。
有這樣的感恩，自然就有慈濟獨特的賑災「經典畫面」：「施者的腰彎得比受者更低」，慈濟人總是彎腰低頭，謙卑虔誠地送上賑災物資。
「施者的腰彎得比受者更低」另一層的「大愛」用意是：災民雖然落難，但也和我們一樣平等，此時給予他們有尊嚴的待遇，特別有助恢復他們重新站起的信心。
「施者」要「防驕」，受者要「建（立）信（心）」，一個「彎腰」，從「深層心理需求」的不同角度，分別兼顧了「施者」與「受者」雙方，這就是「大愛」的不同凡響之處。
「走在最前，做到最後」是另一個「大愛」理念。「走在最前」還不難，一場災難發生，往往會在短時間湧入眾多救濟組織，但「做到最後」，就不易堅持。 2004年南亞大海嘯後，斯里蘭卡一下子來了大批救援人員和物資。幾個月後，大部分的救援機構都撤走了，慈濟還在。最後，因為慈濟的「大愛」感動當地居民，他們紛紛成為志工，慈濟的斯里蘭卡分支機構成立，慈濟不走了。
慈濟在實際救濟賑災時的做法，也獨樹一幟。
說到救災，傳統最常見的是兩種方式，一是無秩序地分發物資，有時甚至是從車上隨便往下扔，讓災民搶成一團，不但毫不尊重災民，而且場面暴戾，災民弱肉強食，沒有公平可言，是在救災的同時，又製造另一場小災難。
另一種傳統方式是直接把募款交給當地政府，政府如何支配運用這筆錢，救援者既不管，也管不了。遇到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貪腐政府，這些救援資金最後走向如何，可想而知；然而，遭逢災害需要救援的，偏偏又是落後國家特別多。
這兩種傳統的救災方法，慈濟都不採納。慈濟的方法是五條原則：重點、直接、及時、務實、尊重。發放的，不管是現金，還是物資，慈濟都不假他人之手，而要慈濟人自己深深一鞠躬，親手交到災民手中。
受援國會配合嗎？未必。怎麼辦？持續交涉、溝通，而通常，被慈濟的「大愛」所感動，對方最後都會接受慈濟「重點、直接……」的做法。1991年慈濟初次踏上中國大陸的經歷是如此，1999年，向來封閉的北韓也向慈濟敞開大門，讓二十五名慈濟志工到現場發放，這對北韓來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慈濟對於自己的八項慈善志業有個說法，叫做「一步八腳印」，是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保、社區志工。其實，在賑災時，慈濟經常除了「骨髓捐贈」外，其餘都做，再加上「災民回饋」，同樣是「一步八腳印」，這又非常與眾不同。
「國際賑災」中必不可少的物資發放，是「慈善」；向災民講解慈濟的緣起「竹筒歲月」，帶動唱手語歌，學「靜思語」等，是「人文」；義診也常常與物資發放同步進行，這是「醫療」；慈濟志工從發放的現場開始，就帶動災民做垃圾分類回收，這是「環保」；很快，災民中有不少人被慈濟精神所感動，也紛紛加入志工行列，這是「社區志工」；最後，經過評估，有不少地區慈濟決定長期關懷，甚至幫助蓋學校，於是「教育」也到位，至此，慈濟做到了國際賑災的「一步七腳印」。
最令人驚異的，是慈濟人在賑災的同時傳播「大愛」的獨特理念如「手心向下是有福的」、「貧中之富」、「把愛傳出去」……。慈濟人從「竹筒歲月」的慈濟緣起開始，啟發災民愛心，讓他們「領養」竹筒存錢，以便幫助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緬甸、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南非、美國、大陸四川……，我們不斷看到當時受援的災民，在一段時間後「竹筒回娘家」，高高興興地不但把他們存在竹筒裡的零錢捐出來，自己也來當志工，甚而接受培訓，成為「受證」的慈濟人。一次賑災，帶出「愛的循環」，可以說，這是慈濟賑災的「第八大腳印」，也是慈善志業的新模式。
三、「大愛」的「心寬、念純」，奠定慈濟全新的「教際關係」和純淨的團體活動原則
證嚴上人提倡的「心寬、念純」，不僅是個人的「修行」，也是慈濟作為一個團體的對外關係和對內活動原則。
「心寬」，反映在慈濟不但不貶低、排斥其他正信宗教，還非常尊重他們，慈濟和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乃至猶太教的良性互動，大概在全世界所有的主要宗教流派中獨一無二，意義非同一般。
自古以來，世界各宗教間的關係，如一座座孤獨陡峭的山頭，互相隔著深峻的溝壑，沒有交集，雖不是「以鄰為壑」，卻仿如「與鄰隔壑」，即使被視為最溫和的佛教，與其他宗教基本上也是「老死不相往來」。有些宗教更視其他宗教為「異教」、「偶像崇拜」，頗為敵視與排斥。幾千年來，某些宗教之間的仇視、敵對和兵戎相見，更構成人類歷史的一頁血腥篇章。
然而，慈濟正在改變這一切。如果把慈濟也看成一座宗教的「山頭」，則「慈濟山」的周圍不是深淵，而是青蔥寬闊的「緩坡」，橋梁般地延伸向其他「宗教山頭」，敞開胸懷歡迎鄰友。本著平等、尊重、開放、接納的態度，慈濟視其他正信宗教如家人，願「納鄰如我」，攜手從事人道工作，而非「與鄰隔壑」。慈濟在印尼、菲律賓、約旦、南非、美國、玻利維亞、圭亞那、薩爾瓦多等國，與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密切互動，就是來自慈濟的「心寬」理念。
以色列駐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甘若飛，是一位大使級外交官，也是猶太教徒，已參與慈濟活動多年，尤其是做環保，等於是和慈濟人一齊「撿垃圾」，不但在世界外交界是奇事一樁，也象徵著猶太教和佛教的友善交往。
「念純」，是指慈濟只做「救死扶傷」的人道志業，從不為自己的成員謀取物質利益，也不以娛樂活動吸引大眾。
一般宗教都信仰神力，都祈求神祗賜予福祉，如找工作、出國留學……，乃至升官、升學、做生意、得子……，都要求神問天，甚至把這些作為吸引信徒的方法，可以說，這些「世俗」的「利己」動機，是很多宗教的主要訴求。慈濟既不談神蹟，更不以神蹟謀利，在其他宗教團體常見的諸如旅遊、聚餐那樣的消費型活動，從來不是慈濟的正式活動。到慈濟來，就是付出，來純粹地奉獻時間、金錢、人力。當然慈濟人也並非絕對不「利己」，但那是沉澱心靈、昇華精神，是通過「利他」來淨化和「靜化」自己，而非追求物質利益。
作為一個慈善團體，慈濟從組織的宗旨到所辦的活動，都非常專一純淨：為人造福，不求己利。
「心寬」的教際關係和「念純」的活動宗旨，這是慈濟作為一個團體的「大愛」風格。
四、「大愛」的「取之當地，回饋當地」感恩回饋精神，是消弭族群隔閡的不二法門
「頭頂人家的天，腳踩人家的地，享用當地資源，就要回饋當地」，這是證嚴上人對海外慈濟人如何處理與當地主流社會的諄諄教誨，海外慈濟人無不耳熟能詳。
冷戰後，在世界範圍內，種族衝突似乎取代了冷戰時美蘇間的意識形態對峙，成為國際間最醒目衝突。與華人距離最近的種族衝突，當數1998年血腥慘烈的印尼排華暴動。
印尼華人與當地原住民間的族群恩怨，已延續四百多年。歷史上，華人曾遭受大屠殺，鮮血染紅雅加達的整條河，此河的名稱「紅溪河」，據說就此而來。1965年和1998年，種族衝突再起，華人分別再次受害。
如何化解這樣的種族冤仇？證嚴上人認為，只有用愛去化解，作為華人一方，尤其要「取之當地，回饋當地」。
2002年初，一場洪水侵襲印尼首都雅加達，紅溪河的水患三個月不退。上人告誡當地慈濟志工說：「我們頭頂人家的天、腳踩人家的地，要知道感恩回饋。」決定用抽水、清垃圾、消毒、辦義診，蓋大愛村的「五管齊下」辦法，解決洪澇，並改造紅溪河。
一年後，大愛村建成，紅溪河改造初見成效，印尼華人與當地居民的族群關係也大幅改善。
紅溪河的故事，成為一個慈善工程的國際典範，更成為一段以愛化仇，建立種族和諧的「大愛傳奇」。
這樣的「大愛傳奇」，發生在世界很多地方，比如加拿大。回顧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當華人大量移民加拿大時，面對「亞洲人入侵」，當地社會對華人是有戒心的，在溫哥華，九○年代初還因文化觀念差異而一度華洋關係有所緊張，部分華人也曾擔心，加拿大會否發生大規模排華？
慈濟人也在這波移民潮中來到加拿大。從1992年慈濟加拿大分會成立起，慈濟人便本著「享用當地資源，就要回饋當地」的精神，年復一年照顧當地弱勢族群，將近二十年如一日，讓主流社會感動。
2004年，慈濟加拿大分會榮獲溫哥華的年度「文化和諧獎」團體獎。該獎每年只有團體和個人各一名獲獎者，慈濟是迄時獲得此獎的唯一華人團體。頒獎典禮上，時任的溫哥華市長Larry Campbell深有感觸地說：「有慈濟在溫哥華，是我們的幸運。」
當一群華人在他們的新家園如此付出愛心，當地社會除了感動與讚歎，種族關係除了互相感恩的和睦，哪裡還會有猜忌與仇恨？今天，無論是曾經有過深仇大恨的印尼，還是一度有過文化衝突的溫哥華，華人和當地社會的種族關係友善和睦，慈濟「回饋當地」的大愛精神，發揮了絕大作用。
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人口四處流動，外來與本地族群雜處，鬧摩擦、起衝突時有所聞，文化界對此的研究探討也汗牛充棟，美國已故的知名學者杭廷頓還為此提出了有名的「文明衝突」理論。
「文明衝突」是個太大的課題，非本文所能探討，但外來移民和當地社會的「族群衝突」，卻足以用慈濟的經驗來解決。
外來移民和當地社會的「族群衝突」，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軟體的「認同」，包括價值認同、文化認同、身份認同（國家、族群等）；一是硬體的物質利益，如美國社會對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反感，其中一個因素便是因為非法移民與當地居民「搶奪」就學、就業、醫療等社會資源。
如果一切的思考點都立足於「利己」，都要「爭取權益」，當事的雙方都不理解、不尊重對方的文化，要「種族和諧」，很難，因為「爭取」的貪欲沒有止境，不尊重對方文化，更只會滋長仇恨。
種族要和諧，一方面，主流社會要以「愛」的精神接納新移民，如臺灣的慈濟人關懷東南亞外籍配偶、外傭、外勞；另一方面，外來移民本身，更要主動展示「取之當地，回饋當地」的「大愛」。除此之外，沒有他法。
慈濟人在「回饋當地」時，有三條原則：一、人力、物資、時間和金錢的「硬體」投入；二、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當地宗教、文化、習俗的尊重，如慈濟在印尼蓋大愛村，同時也興建清真寺等伊斯蘭設施；三、在不引起衝突的前提下，堅持自己的文化認同和遊戲規則。這三條原則中，第一和第二條是「前提」，「前提」做好了，當地社會幾乎沒有不也在第三條中「反回饋」給「外來族群」的，慈濟在印尼就是如此。
放眼四海，當思想文化界連在理論上都不能解決各地紛傳的種族衝突時，慈濟卻已經運用「回饋」的大愛理念，在實踐層面做到了，華印數百年的種族積怨在一夕間化解消融的印尼，是「大愛促進種族和諧」的最佳範例。
結語：從臺灣人文、中國文化精華，到人類新文明
我們長久以來一直認為，人類的精神文明，即所謂「軟體」，從來都是西方的最領先，幾乎在所有的軟體領域，我們都是引用西方的成就來比照自己不足，東方能超越西方的非常罕見，「西方的水準最高」幾乎是我們深入到「潛意識」的定見。
慈濟所致力的慈善志業，不但是西方發明，世人習慣上也仍然認為那是西方的領域，是西方人做得最多，也做得最好，誰能想見，慈濟最初雖然學自西方，卻幾乎在她志業的每一個領域都有創新，都有超出西方的成就；輕則讓西方「相形見絀」，差別大的，甚至讓西方顯得「粗糙野蠻」，比如西方傳統的國際賑災方法？
慈濟志業是一個獨立於西方之外、自成一體、從理論到實踐、從人道關懷到美學應用在內的完備人文體系，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慈濟大面積超越西方的「秘訣」，就在於「大愛」。
近年來，「品牌」和「軟實力」已成為臺灣的熱門話題。臺灣的「硬體品牌」這些年來層出不窮，從電腦、單車，到遊艇……，但「軟體品牌」寥寥無幾，似乎也沒有人關心它。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理解，源於自身民族文化的慈濟及其價值「大愛」，是臺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本土「人文品牌」、臺灣最傑出的「軟實力」。
站在臺灣看世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同文同種、易於對照的彼岸中國大陸。臺灣對大陸曾經有過三項優勢：經濟實力、民主制度、人文素養。這其中，「經濟實力」是「硬實力」，現在已經被大陸超越；「民主制度」和「人文素養」是「軟實力」，大陸在長時間內望塵莫及 —— 這也證明了「軟實力」學說的精要：「硬實力」易仿，「軟實力」難追，「軟實力」才是真正的實力。
但面對西方，臺灣只有一項優勢：「人文素養」中的「慈濟大愛」。臺灣的「人文素養」雖然優於大陸，但整體上落後西方甚遠，典型例子如法制不彰、種族不平等、美學水準落伍……。慈濟的慈善實踐和慈濟人的行為不但將這些臺灣社會的落後面克服殆盡，慈濟的「大愛」人文內涵及實踐，更在西方之上。
「慈濟大愛」是臺灣「人文素養」中勝於西方的唯一優勢，這在大陸也情況相近，「慈濟大愛」是臺灣在大陸最具感召力的人文價值。2008年6月，上海企業家阮永松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投書，寫道：「臺灣最強的優勢不是F16戰機，而是慈濟。臺灣雖然小，但慈濟美名天下揚。臺灣不應自卑，應有引領大陸走向文明進步的耐心和雄心。在這次四川地震救災中，慈濟人不畏艱險，前赴後繼，讓大陸人民心存感念，大陸白領們也以做慈濟人為榮。」阮永松以同文同種易於理解，且「旁觀者清」的眼光，替慈濟的人文價值在臺灣的「軟實力」中定了位。
「軟實力」是西方的理論。西方自身的「軟實力」，就是「普世價值」——「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平等、多元、環保……」。遺憾的是，這些「普世價值」沒有一項是東方的文明成就。東方的文明就注定如此貧乏嗎？當然不，內涵豐富的慈濟「大愛」，就足有資格成為一項新創的「普世價值」。這是東方貢獻出的第一個「普世價值」項目，也是慈濟的文化意義與文明意義之所在，正如上海作家竹林到臺灣花蓮採訪證嚴上人後曾說的：「慈濟的事業，已大大超出了宗教的範疇，而變成了全人類精神文明事業的一面旗幟。」
慈濟的「大愛」，其核心是傳統中國文化與佛教思想，再加上一個西方慈善的概念，是如此「三結合」的產物。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之一是：西方的文化精華是「倫理」，以理性見長，故中世紀以來，所有影響人類社會發展走向的重要思想，幾乎都來自西方；有世界和歷史影響力的近現代大思想家，也幾乎全是西方人，中國人一個也沒有。與此相對應，中國的文化精華，在於「善」，是一種品德。臺灣是傳統中國文化保存最完善之處，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團體慈濟及「大愛」價值因而誕生在臺灣，是中華文化精華之「善」的直接證明，正如證嚴上人一再強調的：臺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
一個崇尚「理性」的社會，必然是法制社會，社會人的行為也傾向恪守各種有形無形、成文不成文的規則，不會太過「出格」，西方就是如此。中國人社會理性不足，法制不全，中國人的行為，就會傾向於「不守成規」。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不守成規」基本上等同於「便宜行事」，是為了貪眼前小利，直到慈濟出現才徹底改觀。慈濟的「大愛」，也是「不守成規」的產物，如「付出無求並感恩」、「走在最前、做到最後」、「施者的腰彎得比受者更低」、自付昂貴交通費遠赴他鄉作國際賑災……，都不是「成規」所能理解的。但慈濟的「不守成規」，卻是對幾千年來「便宜行事」的顛覆，開創出人類善行的極致。
論傳統文化，中國人社會的主流學術界一直都將「仁」，而非「善」，視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其實，學術界的「尊仁」，僅僅是因為中國古代的聖賢文人如孔子孟子論述過它，而非「仁」是中國人的「實踐價值」。不管學者們能在理論上將「仁」論證到何等完美的地步，事實卻是，貫串中國歷史，「仁」從來都只是一個理想、一種理論，一套書本上的東西。幾千年來，中國社會行「仁政」的，有幾年，幾人？
今天，慈濟實踐出的「大愛」，源於「善」，勝於「仁」，「普世價值」意義更超出中國文化範疇，關乎人類新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社會連對「大愛」的了解，在整體上都還很有限，更何談理論闡述。與此相對應，前述的時任溫哥華市長Larry Campbell在2005年6月到訪慈濟加拿大分會時，曾謙卑誠懇地說，他不是以「市長」，而是以一個溫哥華市民的身份，來感受和學習慈濟精神；他的思想已經有所改變，會把這些新思維貫徹到市政工作裡去。一位異文化的西方政治人物，對慈濟的「價值」能有如此深刻認識，並活用於政府工作，這種透視力和想像力，應該讓至今仍對慈濟的「大愛價值」後知後覺的中國人，感到汗顏。
英國古典物理學家牛頓曾說：「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牛頓這句名言，其實也向他所有的人類後代暗示著：繼承了前人的文明資產，就要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建樹。
臺灣的民主化和經濟起飛，繼承的是西方前人的政治、科技、經濟理論和構架的文明資產，對此，除了「大愛」的新價值，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軟體「文明新建樹」呢？
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多年，西方的文明發展突飛猛進。但在這段期間，正如前文以「思想」和「思想家」為例所說明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與西方相比，可說微乎其微，這對於向以「五千年文明古國」為傲的中國人來說，已夠令人羞愧。今天，慈濟實踐出精彩的人道與人文，但學界對慈濟的宏觀論述卻幾乎闕如，難道我們連詮釋自己民間團體卓越價值的能力也沒有嗎？我們還要等待西方的學者在將來某個時候告訴我們，慈濟「是什麼」嗎？
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臺灣等亞洲「儒家文化圈」國家經濟起飛，很快就有華人學者從傳統儒家文化的角度來詮釋這經濟現象，提出了「儒家資本主義」、「工業東亞」等新學說。慈濟的成長與臺灣的經濟起飛同步，但主流學界至今無人關心慈濟，難道我們的學者看得到經濟發展，卻看不到「大愛」的人文價值？
因此，如果關心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建議文化和學術界的有心人士，今後應下功夫，對內探討如何將「大愛」價值運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外，則不僅樹立起當代中國文化之精華和「軟實力」，更論述出作為「普世價值」的完備「大愛」理論來。
撰文／李國政（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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